第八章 建醒心亭莫忘家国情怀

“二亭”“二记”诞生，给滁州一夜之间蜚声天下，更知晓有一醉翁太守：“酒不醉人人自醉”“与民同乐”。欧阳修获得一片赞誉。前者以“苍颜白发”、“自号曰醉翁”，亭名亦凭“太守自谓”; 后者因深藏丰山幽谷，兼得“安此丰年之乐”，“遂书以名其亭焉”。他在闲暇之余，穿梭两亭之间赏花悦景，仍然觉得缺少什么，潜意识时时敲打着他，希望时刻保持清醒。虽然贬谪知滁，滁州的山水激发他的热情，没有消沉颓废。宽阔心胸更不能淡忘家国情怀。两腿行走，不如三足鼎立。于是辟立大丰山北麓之幽谷泉侧，增构“醒心亭”，仅距“直丰乐之东几百步”之遥。

提到醒心亭，不能不说到一人曾巩。

曾巩（1019-1083），北宋建昌军南丰县（今江西省南丰县）人，是北宋中期著名的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在仕途上官至中书舍人。他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首先离不开本人的不懈努力，但也离不开欧阳修的奖掖和扶植。两人亦师亦友，始终保持着融洽的师生关系。

曾巩出生在世代书香的官宦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幼勤奋好学，十几岁时就在文学上崭露头角，可在科举仕途上却累受挫折。十八岁那年，曾巩首次科考落第。五年后，即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他再次来到京城准备参加第二年的科考，并入太学就读。这时他想起要去拜见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欧阳修。这一年欧阳修和曾巩首次会面。此时欧阳修已复职返京任馆阁校勘，文章和声誉已名闻天下。曾巩带上他精心写好的书信《上欧阳学士第一书》，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登门拜访欧阳修。他在书信中写道：“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其深纯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相唱和，无半言片辞踳驳于期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可见，曾巩对欧阳修仰慕已久，孩童时就闻其名，少年时口诵心记其文，并将欧阳修比作孟子、韩愈，甚为敬仰。曾巩随书信献上的还有两篇杂文和时务策。欧阳修见其文章倍感惊奇，将他比作百鸟中轩然而立的“一鹗”，说“过吾门者千人，独于得生为喜”。初次见面，欧阳修就把曾巩纳入门下，当成最堪培养的学生悉心教诲。此后两人书信来往频繁，曾巩终生尊欧阳修为师。

庆历二年（1042），曾巩参加礼部考试再次落第，深受打击。欧阳修为曾巩抱不平，在他南归时作《送曾巩秀才序》赠之，批评了当时的考试制度，表达了对曾巩的关心，肯定了他的才学和操守，勉励他“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在这篇序中，欧阳修既为曾巩叫屈，又为其立身扬名。所以曾巩虽然此次考试落第，却因欧阳修此文而名闻天下。归南丰后，欧阳修时常写信勉励他。曾巩也写了著名的《上欧阳学士第二书》，再次赞誉欧阳修“文章、智谋、材力之雄伟挺拔，信韩文公以来一人而已”。

庆历三年（1043），仁宗以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使，欧阳修、蔡襄等任谏知，推行“新政”。次年，曾巩上书欧阳修，阐述了对“新政”的看法和支持，同时献所作通论杂文一篇、先祖述文一卷，请欧阳修为祖父曾致饶撰写神道碑文，表达了欲奉亲求教而不得的遗憾。可惜当时欧阳修已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没有回信。后由于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和阻扰，“新政”推行不久宣告流产，范仲淹、富弼、韩琦、蔡襄等改革派人士相继罢官外出，欧阳修上疏辩朋党之诬，创作了著名的《朋党论》。后来谏官钱明逸、开封知府杨日严兴“张甥案”诬告欧阳修。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被贬知滁州。曾巩致书欧阳修和蔡襄（《上欧蔡书》），深感愤切和不平。

庆历六年（1046），欧阳修与曾巩已阔别三年。曾巩多次致信欧阳修，表达了深深的思念之情，希望欧公保重身体。这年曾巩因病未能赴京参加科考。欧阳修写信勉励，希望他“蓄德养志，愈期远到”。

庆历七年（1047）六月，曾巩父亲曾易占奉召入京待职，曾巩随父北上，到达金陵（今江苏南京）后，他专程前往滁州拜谒欧阳修，这是师徒自分别后的再次会面。

恰巧，醒心亭建造竣工。欧阳修带着他游览琅琊山，观赏春夏奇妙的景致，并在三亭中摆酒设宴，全用“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曾巩品尝后大加夸奖：“新鲜美味，人间珍馐。欧公独创一宴。”从此“醉翁宴”在滁州传开。已至八百年后著名作家方令孺伙同盛成、徐悲鸿、丁玲一行游琅琊山。返涂在

“滁州城内中心桥傅同兴酒馆，所烧的孟公坝黑尾金鳞的大鲫鱼，其味鲜美无比。还有用酿泉制出的甜米酒，色香俱佳，味亦醇厚。”饱餐一顿。孟公坝正是琅琊溪的下游。

欧阳修提议，曾巩为醒心亭作记一篇。曾巩欣然答应，并在滁完成。曾巩为使不与老师的“双记”雷同。别开生面，另辟新径。

方便读者阅读，译白话文：

“在滁州的西南面，一泓泉水的旁边，欧阳公任知州的第二年，建造了一个名叫“丰乐”的亭子，并亲自作记，以表明这个名称的由来。不久以后，又在丰乐亭的东面几百步，找到一个山势较高的地方，建造了一个叫“醒心”的亭子，让我作记。

“每逢欧阳公与州里的宾客们到这里游览，就肯定要到丰乐亭喝酒。有时喝醉了，就一定要登上醒心亭眺望。那里群山环抱、云雾相生、旷野无垠、草木茂盛、泉水嘉美，所见到的美景使人眼花缭乱，所听到的泉声使人为之一振。于是心胸顿觉清爽、洒脱而酒醒，更想久留而不返回了。所以就根据这个缘故给亭命名为“醒心亭”，是取自韩退之的《北湖》诗。啊，这大概可以称得上是善于在山水之间寻找快乐，又用所见到的美景来给它命名吧，这就更有水平了。

“尽管这样，我是能够说出欧阳公真正的快乐的。我们的皇帝在上悠然自得，无为清静；我们的百姓在下丰衣足食，心无不满；天下的学者都能成为良材；四方的少数民族以及鸟兽草木等生物都各得其宜。这才是欧阳公真正的快乐啊！一个山角落，一汪清泉水，哪里会是欧阳公的快乐所在呢？他只不过是在这里寄托他的感想啊！

“像欧阳公这样的贤人，韩愈死后几百年才产生一个。今天和他同游的宾客还不知道欧阳公那样的贤人是很难遇到的。千百年后，有人仰慕欧阳公的为人，瞻仰他的遗迹，而想要见他的人，就会因没有与他同时代而感叹。到那时，才知道遇到欧阳公真难。如此说来，凡是现在与欧阳公同游的人，能不感到欢喜和幸运吗？而我曾巩又能够用这篇文章托名在欧阳公文章的后面，又能不欢喜和庆幸吗？

“宋仁宗庆历七年八月十五日记。”

“醒心亭记”文的内容与趣旨似可断定，它理应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为浑然一体，无疑堪称一组绝妙的姐妹篇章。不过后人常指“醉翁”、“丰乐”二记为传世名著，至今脍炙人口，反倒将曾巩的《醒心亭记》冷落了。虽然三记的品评上下或可分出高低;但无论从题材记述的完整，题旨深化的境界，还是从艺术鉴赏的角度，只读“醉翁”、“丰乐”而不读《醒心亭记》，恰如管中窥豹，终不能见其完整全身，也就无法体味二记的欣然天成，匠心独运。反之亦然。且“醒心”一记后出，其立意谋篇，结构布局，文势起合，乃至文法句法，都必定受前面二记的辖制与影响，如果说欧阳修作《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笔墨文思还无意于“浑然一体”;那么曾巩写《醒心亭记》时，就不得不用心地斟酌三记的**与详略了。毫无疑问，这种“无意”和“用心”并不能阻止欧、曾各自风格的体现，却正是“醉翁”、“丰乐”二记久传不衰，《醒心亭记》独有其妙之所在。

曾巩作《醒心亭记》时，已二十九岁，虽然他“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曾巩墓志》) 且“未冠，名闻四方”(《曾巩行状》)。但此刻仍就读于京城开封之太学。不过欧阳修已负谤遭陷，由京城任知掌制诰，贬谪为任知滁州。寄怀于滁州的山秀、林深、水清之间。他辟筑二亭，连撰二记，抒情写志于“醉翁之酒”，“与民共乐”之内。及至“仰而望山，俯而听泉”，醒心明目，“久而忘归”，遂有三亭缺一“记”，虽直抒胸臆而意犹未竟之感叹。可见“使巩记之”四字，既含有欧阳公欲求曾文，以补郊游宴乐图之缺篇; 又显示出作者决意倾心尽力。以促成三记的合璧联珠。而欧曾间以文会友的君子之交，师生之谊已显然。

曾巩撰《醒心亭记》未落笔时已有数处为难。命题作文，宗师亲审，曾子难免惶恐愈加，分外用心。此为一; 有“醉翁”、“丰乐”二记在先，况文坛大家手笔盛名，何能试比? 此其二; 从感怀“醉翁之意不在酒”，到唱叹“天下之平久矣”，文章蕴藉几尽。此其三。凡此三难处使曾巩不得不另辟蹊径。全篇舍弃了对“醒心亭”所处环境与背景材料的阐述，以避免与“醉翁”、“丰乐” (尤其是后者) 二记相重复。作者对所记景物作精心剪裁，着力于“醒心”二字的或字面故实，或命名内涵的揭示。指出了三亭之中“醒心亭”的独特功用。所谓“丰乐以饮”。“醒心而望”，对欧阳公率众出游来说，“醒心亭”乃终游胜景。“饮少辄醉”也好，“丰年之乐”也罢，欧阳太守游兴所至，“或醉且劳”，唯“醒心”能释解。所以作者连用二个“必即”，“必即丰乐”，“必即醒心”。首先突出“醒心亭”在郊游宴乐之中的地位。“凡……则”句式的直意即在点出“醒心亭”为游宴者所必到之处。

“醉翁”、丰乐”二记都点明两亭命名的趣旨。前者以“苍颜白发”、“自号曰醉翁”，亭名亦凭“太守自谓”; 后者因深藏丰山幽谷，兼得“安此丰年之乐”，“遂书以名其亭焉”。曾巩亦翻出新意，由“醒心而望”四字，连迭数层。由小及大，由近及远。“望”眼前亭景四邻，“望”远处林壑诸峰。一个“望”字将滁州之美尽揽收眼帘：“群山相环”、“云烟相滋”、“旷野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望中亦很有层次： 山、云、旷野为远景飘逸; 草树泉石为近者映辉。直至人人“目新所睹”、“耳新所闻”，“则其心洒然而醒”。于是“醒心”亭名的内涵寓意或可辩识。然“或醉且劳”原应归返。然而一即“醒心而望”，则“更欲久而忘归”。可见“醒心亭”自有胜过二亭之处。唯其胜处亦由“望”字来，人游宴者之心腑神窍，无怪乎“目新”、“耳新”、“心洒然”。此时反观首节的“得山之高”，伏笔可谓精巧。唯其登高远眺，才能有“望”。也才能“望”出远近雄奇清幽，也才能“望”出太守胸中的心地旷达、“醉、乐、醒心”。作者此处的想象极丰富，“望”字以下，语辞质朴而生动，而一意连出数层，行文却毫无板涩平淡之感。继而作者又翻“醒心”二字的故实出典。韩愈有和友人刘伯刍“三堂”风景诗次韵二十一首，其中《北湖》诗云：“闻说游湖棹，寻常到此回。应留醒心处，准拟醉时来。”所以曾巩文中称“取韩子退之《北湖》之诗云”句，可证欧阳公命名有据有实。

文中首节的“使巩记之”四字，自然是曾巩由欧阳修的来信中得出。虽信之原句不得而知，但“醒心而望”之意或已点拨。考欧阳修《与韩忠献五书》中有“昨夏秋之初，偶得一泉于州城(即滁州)之西南丰山之谷中……，构小亭于泉侧。”实际上讲得是幽谷泉与丰乐亭的由来。至于“醒心亭”的增筑，抛开“醒心”二字的故实与“望”意，似与欧阳修的本心相关。所以，曾巩称欧阳修“善取乐于山泉之间”，又善“名之以见其实”，无疑是领会了“使”字的含意。

曾巩将笔墨浓聚于对“醒心”二字的揭示，力图循欧阳修的“自为记以见其名之意”之宗旨。所以他结撰全篇时很注意层次的折转。“丰乐以饮”、“或醉且劳”、“醒心而望”，将郊游宴乐的过程分解为“乐、醉、醒心”三个阶段。“饮乐”与“劳醉”不专费口舌，唯在“醒心”二字的小题大做。

“虽然，公之乐，吾能言之”。作者更宕开新旨，以“吾能言公之乐”另起文章之趣境。欧阳公作二记，先以“醉翁太守”之笔抒发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学传统;继又以“宣上恩德，与民同乐”之唱叹，作“天下之平久矣”的溢美。曾巩则巧出“吾能言之乐”。独发机杼，更是语出惊人。作者上节已称欧阳修“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此时又说“公之乐”，并非在“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前后似乎矛盾，所以二节末一句中“而名之以见其实，又善者”凡十字，在曾氏诸多的文集版本里无存。清人何焯《义门读**》干脆讲“宋本无此十字，有此便与后‘岂公乐哉?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二句违反。”后世校点选评时，亦每有舍去者。其实，何氏所论无非一家之言。舍之有理;存之亦然。由“取乐于山泉”到“所以寄意于此”，曾巩的笔触由浅入深，何尝不能称之谓题旨的深邃若揭;于人于事的醒心明目乃是三记所喝起的大旨大要。以此观之，何来“二句违反”之忧?

曾巩以又一组排比句式，道出“公之乐”的所在。“君优游”、“民给足”、“学者皆为材且良”、万物“生者皆得宜”。由“能言”又翻作四层，君民的“无为”、“无憾”;学者与万物“皆材”、“皆宜”。作者层层生发，充分调动起想象、推理的艺术手段。坚持小处落墨，大处着眼。使段落与文句的绾连自然而缜密，错落有致。曾巩利用“吾能”、“吾君”、“吾民”三个吾字，带进作者的情感与判断，读来亲切、晓畅又别有韵味，而语辞的丰富内涵，给人以启迪。

曾巩将韩愈、欧阳修这样的文坛大师与“醒心”二字相连。以“同游之宾客”能与欧阳修的同乐同饮，却不知今日“公之难遇”。用反问句“其可不喜且幸欤?”作结全篇，且问且答; 问是虚，答是实。对众人来讲，“且喜且幸”将“饮乐”、“辄醉”、“醒心”的郊游宴乐图赋之以新的涵意。对曾巩个人来说，以太学晚生小辈而能受到大师提携若此，其倚托盛名，使记文得以传世，实为可喜可贺、值得庆幸。这末一节的行文感情浓烈。称赞韩、欧二人的品德文德，用词极精确。如以“难遇”、“慕”、“览”、“思欲见”诸词，句句掬起作者的真情实意，又脱尽枯燥无味的空洞赞扬。在结构上又照应了篇首的“使巩记之”四字，果真是“醒心亭”要“记之”，宗师的文才品德与胸襟更要“记之”。全篇的题旨至此亦不言自明。

欧阳修贬知滁州，欧曾间的往来便始终不断。著名的《上欧阳学士书》即作于欧上任之后，曾巩甚至还作《奉和滁州九咏》以应欧阳宗师的青睐。其中的一首《幽谷晚饮》有“幕府既多暇，山水乃屡过”，“一时耸传观，千载激柔懦”两句，或可证曾巩当跟随欧阳修在三亭宴游过，不然和韵诗中为何指称准确、明晰、辞语与情挚都恰到好处?所以欧阳修书寄曾巩，“使巩记之”，真是找准了著作者。也不枉欧曾相知、相识的一番君子如水，师生情深了。

在滁相处的二十多天里，他们促膝交谈，砥砺操守，徜徉山水，师徒关系甚是融洽。

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给予了曾巩悉心的指导，使曾巩的文章愈益精粹。期间曾巩还出示了王安石的文章，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欧阳修通读王安石的文章，不觉击节称赏，但同时也指出了一些不足之处，应该“少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委托曾巩委婉转述。

曾巩离开滁州时，欧阳修又给宰相杜衍写信推荐他，高度评价他的才学操守。但由于曾巩父亲到南京（今河南商丘）时突然病故，曾巩只得南归回乡。多亏了欧阳修的推荐，杜衍给予了曾巩极大的帮助，资助其医疗费、丧葬费和路费，使其顺利扶丧南归。

嘉祐元年（1056），曾巩再次北上应试。次年，欧阳修知礼部贡举，他利用这次机会，严厉打击“太学体”文风，改革不合理的选拔制度，凡是作险怪艰**风者统统黜落，而持平易自然文风者多数登科。此科得人之盛，著称一时，曾巩、苏轼、苏辙、程颢等同登此榜。至此文坛风气焕然一新，一代平易自然的文风逐渐形成。曾巩对老师的知遇之恩感激不尽。

得第后，曾巩出任太平州司法参军，其文章已天下流传，声名远播。由于与上司关系不融洽，曾巩一度很是郁闷。嘉祐五年（1060），欧阳修任枢密副使，不久即上疏推荐曾巩、王回等充馆职，并担保“若与荐举状不符合，自己甘愿同罪受罚”。次年，曾巩入京编校史馆书籍，二年后担任馆阁校勘。

治平四年(1067),御史蒋之琦、彭思永以“帷薄”之事诬告欧阳修。尽管之后澄清为凭空捏造，但欧阳修受此奇耻大辱，无意在朝执政，故再三上表出知外郡，最终罢参知政事，除观文殿学士，转刑部尚书，出知亳州，后转知青州、蔡州。熙宁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致仕，归老颖州。曾巩作《寄致仕欧阳少师》诗相赠，称颂欧阳修为“四海文章伯、三朝社稷臣，功名垂竹帛，风义动簪绅”，赞扬了他作为文坛盟主和政治名宦的主要业绩。欧阳修也致信曾巩，述及日常起居和身体状况，对其健康极为关切。

欧阳修和曾巩因理想、志趣乃至个性的契合使两人成了莫逆之交。欧阳修对曾巩关怀备至，不遗余力的指导和将掖扶植，曾巩视欧阳修为终生的伯乐，两人师生关系融洽，为世人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