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鲜湘 21、醴陵炒粉

21、醴陵炒粉

在我的记忆里，“炒粉”一词，是在1986年才来到醴陵的。记得这年快到冬天了，门前刮起一阵阵冷风。当时，文学热潮尚未降温，文笔峰文学社有八九个人在瓜畲坪贺永生家里开会，选了丁圣明当社长。完事以后，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你要为东，请我们吃新街口的炒粉，这炒粉的味道蛮不错。”听了这话，众人自然是一阵欢呼，都喊“要得！”丁圣明略一沉思，问；“多少钱一份哪？”“我吃过，八角钱。”有人答到。“八九七二，要得，走哇！”丁圣明的话一完，众人就打起飞脚往新街口跑。

瓜畲坪到新街口只有一小段路，一声喊，就来到了炒粉店。当时的新街口远没有现在这么多高大的建筑，当然也没有现在的繁华景象。炒粉店的位置，就在今日五交化大厦的门口，当时也只有几栋低矮的平房。

炒粉店也不像店，既没有门牌也没有招牌，几张桌子几张凳子，但是生意却好得不得了，时间已经是半夜，都还挤人不开。

炒炒粉其实很费时间，炒一份出来要好几分钟，坐在边上等吃炒粉，觉得时间真的是漫长得不得了。因为，锅里的香，盘子里色，以及看着别人吃粉时的幸福状，那感觉，如坐针毡。

等到我的炒粉上桌，已经是饥火难耐，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既不及细看，也不及细品，一盘粉不知不觉就下了肚子。

吃完以后，丁圣明问我；“好吃么？”

“好吃好吃！”我连声道。但那里好吃，味道如何，我知道个屁。

接下来一转眼就是七八年时间，其间我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好多变化，“文学热”这棵“大树”一倒，文学社的社员，也如猢孙般四散了。唯有我手里仍攀着一根枝桠，梦依稀不醒。

在这七八年里，善于“跟臭”的醴陵人，已经把炒粉“炒”到了好多角落里，最早的那家炒粉店，也因为新街口的扩大而看不到了踪影。

后来，被生活所迫，我在人烟稀少的西门河边开了一家早点铺子，经营炒粉汤粉以及一些夜宵小吃。

开张的头日，我进了十斤杂粉（那时炒粉的主料叫杂粉，还有一种叫米粉），第二日天还没亮，我把店门一开，爆竹一放，早点铺子就开了张。不久，隔壁蚊香厂就有人来吃粉。第一个一碗粉没吃完，第二个一碗粉也没吃完，第三个一碗粉还是没吃完。我以为是我的粉下的份量过重，所以客人吃不完，也就没在意其他原因。

直到我自己也肚子饿了，炒一碗粉，还没吃得一半，就觉得有些不对头，上下牙齿之间咀嚼的好像不是米做的粉，越嚼越晕人，仔细一品，只听得嘴巴里嚼出了沙子的声音。

开张第一日，吃粉就像吃沙子，以后鬼就会进你的门来。

第二日，我虽然把送粉的人骂了个狗头喷血，但我的炒粉铺子还是在一个月后关门大吉，我也开始了苦难的流浪生活。但是，我却知道了；醴陵炒粉的原料，无一例外都是外地人做的。因为，为了寻找没有沙子的杂粉，我到了好几个粉厂，一打听才知道，此粉没有醴陵人会做，任怎么“跟臭”都“跟”不会。

此后的十数年间，我到过全国好多地方，还从来没吃过像醴陵这种口味的炒粉，要不是炒得黑不溜秋的就是寡白无色，既没有得看像也没有口味，其香、其辣、其韧，与醴陵炒粉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可同日而语。就连近在咫尺、山水相连的株洲、浏阳、攸县、萍乡，其炒粉之质，亦是相差几千**，更不要说长沙和湘潭了。

我曾在株洲的东菀宾馆当厨师年余，下班之后的晚上，从没有吃过与醴陵炒粉同味的粉类，使得宵夜的质量，大打折扣，真让人嗟叹不已，亦好奇不已。

醴陵炒粉，是把粉用开水一泡，然后马上用冷水一冲，再晾干水份备用，炒时热油，把鸡蛋炒匀，如果把鸡蛋煎成荷包蛋，则炒粉的口味略差一筹。鸡蛋一熟，下豆芽或包菜或青菜，下盐下味精，炒软后下粉下酱油下一滴辣椒酱、粉炒软后下麻油，辣椒粉随各人爱好而定多寡，但也可以随大势，而如果辣椒粉不足，醴陵炒粉也就不是醴陵炒粉了。

出锅用敞口盘子一装，粉色呈酱黄，豆芽白或青菜绿，辣椒红，还有鸡蛋的黄白相间，香气袅袅，粉色斑澜，味浓厚而绵长，既饱眼鼻口舌之福，也可当饭裹腹，行五谷养人之实。

外地人到醴陵做粉，而醴陵人把粉炒到了极至，不但有炒粉，还有汤粉，米粉拿来炒，在我看来其味似乎更佳，但米粉比杂粉难炒更难精。

自86年炒粉到醴陵，不到十年时间，便普及到了醴陵城乡，成为早餐桌上、夜宵摊上和主打产品，除炒粉一味没变之外，汤粉的品种似乎更多，以粉臊子而论，有牛肉、牛腩、排骨、三鲜，也有放鸡蛋、放酱肉的，还有放鸭肉鸭杂肚片的。其衍生的产业，使不少人解决了温饱甚至发了财。

如今的粉厂，已经很是规范，粉里面吃出沙子的事，再也没有听人讲过。

粉自外地来，而醴陵人将其炒成醴陵一味美味，并传承下来，这个事情的内涵，已远远不是一味“醴陵炒粉”所能讲得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