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传说第八章

夏朝传说第八章，大禹最后有惊无险地被救出来，在暗自庆幸地同时，大禹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冒险不应该是领袖人物的所作所为，因为那样做的结果，容易给整只部队，治水大业带来毁灭性地打击，是得不偿失的。作为第一领导人，犯下这样的错误是不可以被原谅的。

禹回到大营伯益说的第一句话是含蓄的，带有批评的意味话，但是联通就不客气了，直接讽刺地说：“大人，做被俘的英雄感觉不错，是不是？”

禹听后只是苦笑地笑笑，没有回话，心里是后怕不止。因为他明白，不是于飞的部队冒死相救，不是自己聪明地点起火堆，救援可能失败，因为人力对比相差悬殊，虽然于飞的士兵可以以一当十，但是双方人数的差距何止以百位数来计算？如果最后被困在山里，他们地形不熟悉，只能成为对方餐桌上的美餐，因为羿族中某些人还保留着吃人的习惯，野性未改。今后自己再也不能身先士卒地做尖兵去探路，这是教训，三军不可以无帅啊！

历史上说到大禹，很多人记起的，是他的大公无私，道德上的完美，例如“三过家门而不入”等等，其实这是后世儒家学子对禹的刻意着墨道德宣传，对比起大禹的真实功绩绝对是小儿科，当他们穷尽笔墨描绘树叶的时候，没有想到漏掉了树木的主杆，对比于道德美好，禹最突出的政绩是在治水过程中，发现了现行社会制度的弊端，清楚了它们的存在已经不适合社会的发展，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发展。大禹虽然不是第一个创建奴隶制国家的大王，但是却是第一个为这个制度奠基的人。例如被儒家大肆吹捧的禅让制，其实就存在诸多弊端，最明显的一点是君权分量不够，君权力量不够政权就容易不稳，就当时来说大王的统治如果没有家族势力支持，王权是很弱的，大王想法即使很好，如果得不到朝廷重臣和贵族的支持也难以实施。而在市民普遍愚昧，低素质的原始社会后期，大王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坐在这个位置的人，必须是高素质的人，他们的远见卓识根本就不是普通市民能够洞悉的。可是因为王权不够强，国家集权不可能出现，因此当时的国家政权，很大程度是表象的，多数氏族诸侯力量还是强大的，还有的地方属于自治，地方官员的本位主义思想极其严重，就是他们给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制造了极大障碍，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舜的不患贫，患不寡的平均主义思想比尧还有过之而不及，极大地抑制了富户的劳动生产创造性，因为社会财富过于分散，富有阶层的体积过小，导致了扩大生产困难，精英的创造力严重被桎梏最后造成萎缩，因此整个富有阶层经常发生怨怼，这当然不利于社会的发展稳定，因为就当时的社会结构来说，精英几乎被富有阶层垄断，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得不到发挥，就制约了社会劳动向前发展，财富的积累当然困难，就当时社会实际来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很大，而这不是靠空洞的道德观能够找到平衡的。历史已经证明，没有物资上的文明，谈不上精神文明。可惜的是，舜并没有看出这一点，而禹在治水的过程中，因为需要接触各类人士，需要走遍大江南北，逐步洞悉了里面的弊病，因此早早产生了改变现行体制的想法。对于喜欢平均主义的小市民来说，禹的出现是他们的不幸，但是对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禹的出现是华夏民族最大的幸运，在社会生活需要变革的时候，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诞生了禹这样的伟大人物，是中华民族的运气。

在很多人诅咒奴隶社会血腥和残忍的时候，忽视了一个道理：物资的原始积累一定是伴有血腥的。没有奴隶社会的物资积淀，中华民族不可能出现后来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也不可能在几千年里一直引领世界进步，因此禹对历史的最大贡献并不仅仅是治水，而是成为原始社会的掘墓人。

禹吸取了孤身犯险的教训之后，尽管在后来的征途上，还是不断地遇到野蛮氏族的袭击，但是他本人并没有遇到过危险，因此总体说来，后来的进程还算顺利。经过三年的艰苦跋涉，禹和手下的团队，终于绘制出了治理黄河的总体规划图，有了这张规划图，后面的事情相对就简单了，禹主要做的事情是如何调动地方官员的积极性，让他们配合朝廷去治水，在物资和人力资源上提供最大的帮助。在这个方面，禹表现出了优秀领导者的充分才干，借用舜给予的权利，禹对于治水过程中态度积极，有优越表现的官员上报朝廷给予职务的提升，给予名誉上的嘉奖。这些举手之劳很多大臣都可以做，但是少有人愿意做，这就是禹的聪明。拿朝廷的俸禄和荣誉买人情，是典型精明人的做法。禹对于沿途的富户，同样会主动联络，折节下交，因为禹不那么天真，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在一棵树上吊死永远不是智者的行为，禹需要他们在财力，人力上的帮助，因此这些拥有先见之明的做法，后来都收到了最佳效果，当然，禹也因此获得了极高的人望，在官员和贵族群里拥有了大量粉丝，这为他后来走上朝廷最高权力奠定了基础。

于是治水工程到此真正地拉开了帷幕，这项工程的艰难困苦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没有的，其实想想就应该明白，在那铁器没有诞生的时代，人们使用的最佳工具是用青铜制作的，青铜的最大问题是硬度没有，而很多时候撬动石块，挖沟填土都需要铲子和锄头，用青铜制作的机械显然功效不够，这只是其一。其二，因为没有机械，所有的劳动都是靠手工，而搬运大型石头，没有机械的困难自是不用说，更主要是非常危险，因此在治水过程中死伤多少人，历史虽然没有记载，但是只要稍稍用脑袋去想一想，绝对不会亚于修建**长城的死伤人数。问题是，那个时候的人口和秦始皇统一皇冠体育投注：后的人口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因此施工过程中经常闹人荒就正常了，所以很多时候像禹这个级别的官员都不得不充当力工来填补缺少人工的空白。其三是火药没有发明，因为逼使黄河改道，有时候就不得不劈山开路，既没有顺手的手工工具，又没有任何机械，开山劈石特别危险，工程进度自然缓慢。后来人们在劳动中终于想出了办法，把木柴堆积起来，用火去烧，当石头被烧的炸裂疏松之后，解决了不少棘手的问题。第四是运输工具简陋。那个时候牛已经成为运输车辆的主力军，但是很多时候因为地理条件的限制，没有现成的道路，牛车无法行走，人们只能临时修建简易公路，这样的公路牛车是不能通行的，只能使用木头制作的手推车，因为橡胶没有被发现，使用，手推车的车轮几乎是石头制作的，推起来又笨重，又不灵活，上面装载物资不能多，多了走不动。第五，因为物资的缺乏，治河大军几乎都是吃睡在荒山野岭。蚊虫叮咬是小菜一碟，最要命的是没有躲雨工具，老天一旦下大雨，每个人都会成为落汤鸡，因而疾病流行造成的减员是惊人的，因此才可以说，除了中华民族，任何一个民族在这样的条件下，不用说是治理像黄河这样大的河流，连个想法都不会有。

如果我们还原一下历史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因为这块土地过于肥沃，文化悠久，文明积淀深厚，才会诞生尧舜禹汤这样的伟大人物，才会训练出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民众，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领袖人物，当世界历史还处在蛮荒时期，中华民族的历史开始走进文明，有了精神信仰，因此才可能出现治理黄河这种超级奇迹。如果世界上真有上苍的话，上苍一定是被这个民族的精神感动了，所以才给华夏民族降生了一个个光耀环宇的英雄才俊。

自然条件的艰苦，物资条件的贫瘠，并不是禹在治水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如何打破人们大脑中的愚昧，地方本位主义的桎梏，有时候真的让禹殚精竭虑，夜不成寐。

在蛇山禹就遇到了一件奇葩的事情，当地民族以祭氏族为主，世世代代以蛇为图腾进行崇拜，而禹的计划是拿掉蛇山的一个边角，让河水改道，不再经过山下的平原，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解放了山下千亩良田，更是可以取直线，大大缩短黄河肆虐的路线，为下面州郡河水的通过创造条件。但是当治水大军来到这里的时候，当地的民众倾巢出动，包括老人和孩子，不准大禹他们动土，理由是惊动了蛇神会给祭氏族带来大祸，当时包括禹在内的，所有治河官员都给他们讲道理，讲这样做的必要性，但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任凭禹他们磨破了嘴皮子，民众就是不肯让步，最后请来了当地的州官，州官在劝说不动的情况下，出动了衙役，可是民众不为所动，宁愿被衙役抓捕，也不肯让步。当然，禹没有允许衙役抓人，怕激起民变，最后双方大动干戈，那就会出大事了。因为治水是为了民众的利益，如果因为治水民众不让路而死去大批的民众，舜不会答应，禹也不会冒这种风险。

后来还是联通出了个损主意，对禹说：“这里的民众不是认为山上的蛇是神么？我们就派人去抓来大批的蛇，把蛇宰杀做成美味，请他们大大小小的头人吃饭，当然，不告诉他们吃的是蛇肉，等他们上当了，蛇肉下肚了，如果没有出事我们再告诉他们真像，这样或许就破了蛇是神的真像。”

伯益觉得这样做太过冒险，一旦祭氏族人发觉被骗，引导民众大打出手，后果就不可收拾了，因此坚决不同意。

禹则想了一会，感觉联通这个“以毒攻毒”的办法虽然阴损，其实有可行之处，因为民众们迷信蛇的威力，所以才崇拜蛇，这里肯定没有人吃过蛇肉，自然也就分辨不出来蛇肉和兔子肉有什么不同，那么当他们吃完蛇肉之后安然无恙，蛇的神话就自然破灭了，因此决定采用联通的办法，命令士兵上山捕蛇，然后请来厨师把蛇肉做成了美味，最后请祭氏族的大小当家人来谈判。事后招待他们吃了晚饭，然后客客气气地把他们送走了。第二天，禹派人告诉他们，昨天晚上吃的美味是蛇肉，祭族头人们虽然集体大怒，拂袖而去，但是几天后身体并没有什么不适，蛇是神的神话自然破灭了。

八

蛇山的事情听从联通的计策冒险解决了，没有酿成大祸，禹总算松了口气，但是事情并没有完，在大禹治水的过程中，奇葩的事情层出不穷，这件事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许多后来发生的事情足够让禹脑袋大。幸亏禹不单纯是个技术型的官员，否则治水的事情一定会半途而废。

在我们后人撰写有关大禹治水的功绩中，人为造成的困难都省略了，只是在禹的个人道德上大书特书，这给后世的读者带来极大的误导，也在很大程度上淹没了禹作为出色政治家的伟大功绩。事实是，如果禹是个完美的道德君子，根本就不可能做成治水这样天大的事情，因为相比于自然环境，生产力低下，劳动技能的不足，更大的困难来自于人为的愚蠢，愚昧，但是在儒家学子把持的史学界，无一例外地把这一重要元素删减了。

其实我们只要用脑袋稍稍想一想，在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的征程中，那些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等等，遇到的最大阻力无不来自于人类本身，来自于不同见解，落后思潮，而最具破坏力的是封建迷信，因为人类的起源是从蒙昧开始的，由于对大自然所知的肤浅，对于无知世界的恐惧，对于纯属于自然界运行的东西，加以神话就是必然的，因为神话 产生神氏崇拜也是必然的，这种神氏崇拜的思维一旦进入人的脑海里，其牢固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因此有人说，有人类社会开始，神氏崇拜就出现了，整个人类都需要神，都在制造神，然后心甘情愿跪伏在自己制造的神的脚下，任凭它的驱使，甚至对它痴心不改。不用说在文明刚刚启蒙的原始社会，就是科学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不是天天可以耳闻目睹的看见，数以万计的虔诚信徒，跋涉**，倾尽所有，去某个寺庙叩拜泥胎做成的神像，这足以说明神氏崇拜洗脑的神功无可匹敌，代代相袭进入了人们的骨髓里。

但是我们随后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凡是敢于触犯神的人物，后来都在华夏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个人成就非凡，都成为历史传奇中的大人物，这一切似乎在提醒我们，祖先的精英中，很多人早就以大无畏的精神蔑视神的权威，揭示神氏崇拜的虚伪和制造神氏崇拜后面的利益链条。

禹解决了蛇山崇拜的问题之后，过了好一段顺心日子，治水的工程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着，这个时期的禹是幸福的，是愉快的，因为他看见，已经完工的治水工程，立刻就产生了经济效益，民众受益了，官员的工作好做了，当地的生产发展了，因此这些地方的官员和百姓，开始义务地做起了宣传员，逢人就讲治水的重要，讲大禹的伟大和了不起。对于禹来说，这是他需要的，一个想有作为的政治家，民意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民众主动参与的宣传，歌颂，传播的速度是惊人的，因为它们是官员和民众发自内心的赞颂，因此时间不长已经传入京城，进入到了舜的耳朵里。

舜之所以能够上位，首先是因为他的道德行为感动了身边的民众，然后大家加以传颂，最后进入到重要的大臣耳朵里，当尧需要选择继承人的时候，他这个没落王族的后裔，没有任何家族势力支撑的穷小子，居然鲤鱼跃龙门，瞬间由乌鸡变成了凤凰。现在当舜的耳朵里，不时听到官员和民众在谈论禹，欣喜是自然的，因为在舜的心目中，他未来的继承人，首先在道德上必须过关，其次才是治理国家的能力。禹告别新婚才三天的妻子就去治水，儿子启出生后几年了，居然没有看见过父亲，这是因为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在舜看来禹是天下为公的典范，是最大道德的拥有者，这样的人自然可以作为继承人来重点考察。舜由此对禹的看法和认知，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折，对于禹来说，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就算天朝所有的民众都支持禹，只要舜不看好他，都是零，因为舜的这一票否决是决定性的。

禹当然不知道舜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但是他知道，自己再不是默默无闻的小卒子，早就成为过了河的将军了，这和他当初的设想是吻合的。在贵族和官员队伍里占没有占有席位，是一个人能不能走进上层圈子的决定性因素。当初父亲鲧早早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某一时期他获得了成功，可是因为他的骄横，目光短浅，没有抓住建立功勋的机会，最后功亏一篑，亡于舜的手里，这个教训是沉重的，必须吸取，因此以后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也要打好治水这一仗，为了自己，家族，也为了天朝的千秋万代。

这样的心思，他只肯对联通袒露，也愿意袒露，这是人性的软弱之处，有些东西只有分享才能够体味到快乐，当然很多时候也是不想让秘密被埋进坟墓，必须找人倾述，这个倾述的对象，当然是不会对自己造成任何威胁的人，而联通非但不会有威胁，他自身没有任何政治野心，这是最关键的，因为只有联通敢于在他耳边对他说：“不要重用崇族的人，更不能重用三老这样的人。”联通这样说的理由当然充分，联通认为他们狭隘，自私和无能，鲧治水之所以失败，和重用崇族人不无关系。这样的话其实带有挑拨离间的因素，除了联通，没有人敢说这样的话，因为三老都是禹的长辈亲属。但是禹明白联通的话是对的，说出这番话是出于公心。历史上许多伟大的人物都有极强的识人能力，绝对能够分辨出好坏。

不久伯益从金洲回来了，只是脸上的神色在告诉禹，此行不顺利。按照禹治水计划，金洲城外靠近山边的河道要加宽十米，而且工程要尽快动手，禹担心汛期提前来临，如果在汛期到来之前完不成两岸大坝的修筑，下面的工程就不能进行，必须等候洪水退却，问题是，近些年黄河闹水是没有规律的，没有人知道洪水什么时候会退走，如果时间过长，秋季就到了，高原地区寒冷降临的早，到了那时候，数千民工吃住都是问题，因此时间绝对不能拖延。

但是在金洲城外的河道十米远处，当地的金族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庙，里面供奉的是天龙，天龙是金族的崇拜物。河道如果加宽，这座大庙必须搬迁，因此处理大庙搬迁就成为外事工作的头等大事，禹只能派伯益这样重量级的人物出马，但是益脸上的阴郁在告诉禹，他把事情办砸了。

“怎么？李科不同意寺庙搬迁？”禹问。李科是金族的族长，也是金洲的州长，在金洲拥有绝对的权利和威望。按照常理来说，像伯益这样的朝廷重臣出马，一般的州级官员是不敢不买账的，但是李科为什么敢这样做？这里有个缘故。当初颛顼大帝远征这里的时候，李科的祖先没有抵抗，最先归顺，反而配合颛顼大军攻打别的氏族族，事后因为李科先人劳苦功高，准备调他去朝廷任高官，但是李科先人拒绝了，只要求颛顼给一道圣旨，保证金洲永久不受朝廷歧视，颛顼答应了，亲笔写下了诏书，这道圣旨相当于后来的“丹书铁券。”属于西北道上独一无二的圣物，一直供奉在李科家族的宗族祠堂里，而且他家的州牧是世袭的，到了李科任州牧已经第四代了。

李科这个官员在当地之所以民望很高，首先是为官比较清廉，做事比较公正，但是弱点同样突出：格外迷信。最喜欢听巫师的话，在他眼里，巫师就是天神派来的使者，因此在他的州衙里，巫师有二州牧的绰号。当年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大巫师给这个地方卜了一卦，说是金洲地区若干年后会出大王，理由是这里有龙脉。龙这个无影无形的图腾，从华夏民族诞生那天开始，就是盘踞在中华大地的**之神，没有任何人敢于藐视它，尽管没有任何人知道龙是何物，但是世世代代的人都相信，龙非但存在，还是天子的象征，因此当地人听说金洲有龙脉，那还了得？这不是象征金洲要出贵人了。在金洲所有的姓氏中，李家毫无疑问是积淀深厚的第一贵族，如果有龙脉，后世出现真龙天子，最大的可能会在李家出现，这件事非同小可。大巫师告诉李科，金洲有龙脉不假，但是龙是运动型的物体，龙脉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感觉四周地理条件，人文环境对自己不利，龙脉是会消失的。言外之意就是说金族要想出天子就要保护住龙脉。

李科一听脑袋大了，有龙脉已经不容易，如果因为自己的原因，龙脉消失了。那就是天大的罪过，会遭天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因此就问大巫师，如何保护住龙脉。大巫师当然不肯轻易说出，后来李科当天晚上在大巫师就寝的时候，派了两个二八美女伺候，大巫师享受了美女的温柔，就不再扭扭捏捏故作神秘了。告诉李科，要给龙脉建座豪华庙宇，里面供奉天龙，让天龙四季享受香火，这样天上的龙知道金洲的人对他是如何孝敬，就不会走了。

李科就说建庙不难，因为事关全族未来的大事，大家都会踊跃参与的，问题是选择什么地方建庙，在中华大地上，自古以来最不缺少的就是庙宇，鼎盛时期的南**，庙宇多到居然数不清的地步，因此大诗人杜牧才发出感慨：江南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但是别看庙宇众多，每一座建庙的地方都是按照乾坤八卦设定的，没有一座庙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建造的，方位的选择是头等大事，李科虽然是州牧，不敢轻易做主，只能请教大巫师。大巫师就告诉李科。龙是需要水汽的神灵，庙自然要建在靠近水汽的地方。

李科看见大巫师指点了迷津，就率领族里的三老四少在城内外考察，最后发现城外的金洲河边最适合。河道两边是山峰，山上面树木茂密，植被雄厚，河道的另外两边是金色的沙滩，沙滩不远处是荒野，那里因为河水滋润，野草，野花常年盛开，植被茂盛，而金洲河并不宽阔，多数时候水平如镜，是个理想的建庙场所。州里民众听说建庙是为了保护龙脉，当然不需要动员，真个是人人奋勇，各个争先，因此冬天动工，到了春季，一座远近闻名的龙庙就出现了。而且从这座庙建成那天开始就香火鼎盛，因为李科四时不忘地前来祭祀，龙庙自然是四季香火不断。尽管几年来黄河闹水一年比一年厉害，令人奇怪的是，黄河水路过这里的时候水势就会减小，因此大家都说，是因为龙庙的原因，黄河是个土龟，不敢惹恼真龙天子。如此有背景的一座庙，搬迁自然困难了。禹听说后已经有所感觉，因此才让伯益亲自出马，结果伯益还是铩羽而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