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备战先上施工场 & 七、站岗放哨话睡眠

六、备战先上施工场

我入伍前的连队阵地，可以说是个半拉子工程。主要是由于国家经济困难，无力调拨必需的施工材料，连队也严重缺员，所以一直拖延。

1963年开春，阵地就开始忙碌了。

打坑道、修坑道的任务交由兄弟连队完成。他们比我们更辛苦，不分昼夜地轮班干活。我们在两公里外的老营房前，都能看见他们使用的电石灯盏经常移动，通宵不停。战士们都蓬头垢面，与民工无异，直至三个道口的步兵坑道和两条炮兵坑道全部完工，才回到各自的驻地。真应该感谢他们的支援。

我们排的任务是采集石块，供他们垒砌几个坑道口，也供我们连的其他排修建碉堡，掩蔽部。总之，阵地上所需的石块，都由我们负责供应。之后，营部也要搬迁过来，营部房屋的基石，也由我们采送。我们算是“石头排”。

采石场在离我们驻地约10公里的涵江村。那里的山上有丰富的花岗岩石资源。裸露地表的石头，就直接用钢钎打眼，再用铁楔子、十二磅大锤将它裂割成所需的大小块。若是太大的石头，那就得用黑火药来炸了：先用钢钎打进一定深度的眼，再装点火药，让它裂成较小的几大块，然后再将它们分割成所需的小石块。采好的石块，小的就肩扛到公路边；稍大的，则用粗绳或铁链，抬到公路边。等待上面派车运到阵地的山脚，又是战士们搬运到各个站点。整个流程都是人工作业，我们是不折不扣的“工程兵”。

别看小钢钎打石头，也有血的代价。上面发了风镜，眼睛有护具，可手脚却免不了受伤。手掌上先是起泡，而后成茧。虎口、指关节被砸伤，那是常有的事。特别是脚踝部分，因为裸露在外，常被飞起的小石子、钢钎头蹦破。有一次，我左脚踝处被钢钎头碎片砸中，鲜血像是喷出来似的。我赶紧用手摁住，卫生员也马上过来止血处理。我想起小时候，老人们常对爱打架的小孩子教训道，打石头的总有一天会遇上石钎子的报复，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吧。喷出来的热血洒在鞋帮上，以后怎么洗都无法去除留在布丝上的焦褐色。几年后，我在洗脚时忽然发现，左脚踝处的皮肤内有一小粒块，手压着它会左右滑动。现在，这小粒块已向上移了十几厘米。我估摸着，一定是那时崩断的小钎头或是飞起的小石子留在里面。看来，它只能和我的骨灰同居一室了。没想到，没上战场的我，体内也留有“弹片”。

至于装火药放雷管，那也是老兵们以前都干过的拿手活，轻车熟路，虽然危险，却从来没有发生过险情。我也曾跃跃欲试，可他们却从未松过口，大概是担心新兵办事毛糙，不牢靠，怕万一发生事故。可惜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体验了。

但给大石头用长钢钎打眼时，轮大锤的活还用得着我上场。

这倒不是说我力气大或是技术好。这时轮大锤需左右两人配对，才更有节奏感，进度也更快，干起活来又显得轻快自如。抡右锤的人倒不缺，抡左锤的人可就不好找了。使惯右手的人要练习打左捶，毕竟不熟练，也用不上劲，总怕砸伤扶钎人的手。我是左撇子，自告奋勇，他们也找不到更好的左搭档，就让我独当左面了。

抡右锤的有人替换，我只能在他们清除洞眼里的粉尘时，稍作休息。因为年轻，在现场并不觉得劳累，只在晚上临睡觉时，才感到全身瘫软，倒头就睡。第二天一早醒来，全身都觉得仿佛无事一样，昨晚的疲倦竟不知到哪里去了。和老兵们交谈此事，他们都笑我“傻呆”。他们说，这就是年轻人的优势。他们也曾有这样的经历，只是现在再也找不回来这样的感觉了。“不然为什么征兵年龄限在18～22岁？”真是一语道破，我又长了一个见识。我也和老兵一样，过段时间，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扶钢钎的战士，别看他表面上好像轻松自如，其实不然。那既是技术活，也是苦累活。钢钎要掌直，扶正，又要不时地旋转，让钎头往同一方向进展。抡锤的人稍有不慎，滑落下来，不是砸在他的虎口，就是伤了指关节。那可是八磅铁锤呀！他虽有手套，但还是纱布缠纱布，新伤接旧伤。不是意志坚强之人，是吃不了这苦的。老兵们还是一样的，从不让新兵干这活，怕我们扶歪了钢钎，打偏了石眼。

老兵们挑担时都会找一根木棍做拐杖，下坡时用它拄着地，不致脚底下滑；上坡时又当做拐杖拄地，减轻腿部用力；平地时又把它放在左肩上，架在扁担的后半部，利用杠杆原理减轻右肩的压力。这真是一具多用。后来我也找一根棍子，学他们的做法，确实好使。

若是两人合抬一块大石头，开始时我看着石头，束手无策，不知如何下手。老兵们可是驾轻就熟，拿着绳子铁链，只轻轻往两边一套，也不用打结，抬起来却牢牢实实。杠头在肩，一步一吆喝，两步一号子，就像是领导吹着哨子，左脚对左脚，右脚对右脚，又是嘿哟咿哟地哼叫着，不觉得重，也不觉得累，下山了又上山，上山了还下山，一直到收工。

那两年，我们新兵的成长，主要不是在军训场上，更多的是像民工一样，在施工场地上，一身泥巴，一身汗水，在老兵的帮带下，锤炼，成熟。这是在为将来打仗，做最基本的准备。

七、站岗放哨话睡眠

施工是累活脏活，但工时相对固定，每天8小时，每周6天。军事训练和施工一样，主要是体力活，最紧张的军事演习也不过几天时间，对年轻人来说，都不是问题。况且部队驻营集中，晚上的岗哨也不多，一般情况是五六天一班两小时的岗，大家都能从容应对。何况这也是当兵的份内任务，责无旁贷。因此平常也正常。

19**年过后，我们连队的阵地配套相对完整，施工陆续结束。我们的营房也搬迁到阵地的山背，分散在几个山坳里。因为宿舍分散，又增加了4个炮阵地，岗位顿时增加了三四倍。虽然连队员额有所增加，但仍疲于应付，精神压力也与日俱增。

如果按全连战斗人员编算，理论上将近三天轮值一班岗，但有的生病，有的外出，有的请假，实际上轮值时间打了折扣。我们连有内外两条哨线，有时会重叠，有时又会追尾；遇上重叠的就绕过去，少站一班岗，碰上追尾的就连续两个晚上值岗。要是运气好，遇上的是头班岗或是末班岗，还能睡上半宿的安稳觉，可要是碰上子时岗或是丑时哨，那就只有忐忐忑忑，迷迷糊糊地“睡”了。晚上的觉睡得不够，就显得迷离、恍惚，精神不振，气力不足。

睡眠不足的煎熬，我有亲身的经历体会。

1965年夏天，我们在涵江采石场采石、运石。因为天气酷热，施工时间调整为上午5—9点。每天早晨4：00起床，洗漱、吃饭，5：00前赶到工地。9：00收工，换洗、午饭，11点—下午3点为午休时间。从时间上看，足以弥补早上提前起床的一个半钟头，但睡眠效果却相差甚远，一是中午天气太热，二是周围环境太吵，自然是睡得不安稳，不踏实。

俗话说，春宵一刻值千金。在凌晨那么好的睡眠时光起床，中午那么热的环境睡觉，真是乾坤大颠倒。前半个月大家还能应付，往后陆陆续续的病号就多了起来。未到一个月，我也昏昏沉沉。虽然知道身体没有什么大病，可就是有气无神，头昏腿沉，只好请假休息一天。

当时我也算是老兵了，年岁也比新兵大些，尚且如此，那些年轻的新兵，瞌睡虫自然更易光顾。除了个别体质硕壮的战士，差不多隔三岔五的都有“病休”人员请假。可见生理极限，难以逾越！

睡眠也是物质的属性，是基础的范畴。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它，也应该从这个高度来对待它。那时只谈人的思想状况，避谈人的生理健康；只讲突出政治的精神力量，忽视身体内部的物质需求和它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脱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观。

精神的力量可以驾驭物质，但不能忽视基础的作用。人有了精神力量做支撑，是可以解决许多问题的，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可以解决一时半会，但不能长期永远；它可以对一些人有效，但不能对所有人起作用。

终于，我们连发生了一起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事件。

1967年春，我们连有两位战士在站岗的哨位上，写下了几句不合时宜的话（具体是什么话，没有公开，我们也不清楚）。于是全连开批判会，他们俩也灰溜溜的。其结果自然是“严肃处理”。我们连的指导员，本来还有希望调升，结果却因此背上“黑锅”，被调到团生产队去“指导”生产了。他感到委屈，我们也替他惋惜，可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他作为政治主官，自然难辞其咎。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因“政治”上，也因“政治”下。

那两位战士，一个是1966年入伍的，有“二愣子”模样，平时不够灵动；另一个是1965年入伍的，表现一般。他俩平时都没什么反常表现，或是对立情绪。可能是一时的精神迷离情绪发泄吧。若说他们对现实有什么不满，或有可能；倘说他们脑后有“反骨”，我看有些牵强。

我们退伍后的70年代初期，连里又发生了一件颇为严重的事件，令人痛心不已。这次不是指导员背黑锅，而是教导员关禁闭，写检查了。

想起我们连队，也是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集体。挂在墙上的锦旗就有三面，其中一面写着“攻如猛虎，守如泰山”。可见，他在战争年代有着不一般的表现，攻守兼备。要不，上级怎么可能把这么重要的阵地，交给我们连驻守。在搬迁新营房以前的许多年里，不论是军事训练、国防施工还是农副业生产，也不论在思想、纪律、作风等方面，都曾获评先进单位，而进驻新营房，其住宿条件，生活环境，样样都比原来的改善很多，战士们的心情应该更舒畅，斗志应该更高昂，可为什么反而会出现此类事件呢？附近其他连队有的甚至还住在民房里，各种条件都比我们差多了，也没有发生诸如此类的事情。他们依旧生活井然有序，作风严肃活泼，斗志虎虎生威。

难道是山坳里营房的“风水”不好？需请“阴阳先生”“禳灾消祸”？我们当然不能用唯心迷信的思想去检视探讨。

现在回想起来，从精神的卫生健康方向去反思，可能更有针对性。这都是由于睡眠不足引起的精神健康方面的病态，而非真实的政治思想的外在表现。如果认识到这也是生理健康问题，从卫生方面说，应由医疗部门解决；而岗哨负担，从管理的角度看，则应由军务部门统筹。可惜的是，在那个认知偏失，情绪偏执的年代，只认为是思想问题，政治问题，板子单独落在政工人员身上，显然是“敌情”没摸清，罚则欠公允，因而出现了不该出现的悲剧和悲情人物。

现在的研究表明，睡眠对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长期睡眠不足，有损人的精神健康，也有损人的生理健康。这种现象逐日累积渗透，以致精神萎靡不振，思绪迷离恍惚，体貌苍老早衰。前面提到的范副连长，当时不过40岁左右，但鬓发斑白，四方脸庞上，布满皱纹，活像江南的水系网络图。我的第一任连长，1966年病逝在副营长任上时，也不过四十岁左右，但我第一眼看他时，也以为是五十岁的人了。他不但面容老相，走路形态也不年轻。再说那背“黑锅”的指导员，人高马大的个子，我们看他时都得举头望去，可“望”到的不是平和明熙的月亮，而是条纹清晰的沟坎：额头上的水川纹，眼角边的鱼尾纹，鼻翼下的法令纹，条条皱纹如我们巡逻时走过的山溪水涧，又像是我们日夜面对的海波清浪。谁能说他才35虚岁呢！就说我自己吧。1965年秋，一个老乡大娘来队里探望儿子，问我：“二十八了吧？”惊得我一身冷汗。按老百姓的虚岁算法，我也才23岁呢！当了三年兵，竟然透支了5年光阴！我只晓得看连长指导员苍老，还以为自己青春不减呢。难怪戏台上的王宝钏，不认长着胡子的薛平贵，只有对着水盆子瞧瞧，才发现自己也是老妈子了。

不但睡眠少会影响健康，神经紧绷也是影响健康之一大原因。特别是轮值战斗值班，更是睡不安寝，身心俱疲，说不上有睡眠质量。196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巡逻回来的路上，忽然听到几声酷似的“枪声”。班长叫我到百米外的边防哨所去打听情况。刚回来向班长汇报，副连长就带着一个排的战士风风火火地赶到。一定是值班人员听到“枪声”，以为是我们和敌人发生了遭遇战，汇报连首长，再通知战斗值班分队。这中间不过五六分钟时间，他们从起床并全副武装，竟“走”了近一公里的路！若不是半睡半醒，神经紧绷，哪能如此神速？

再说伙食方面。虽然比普通老百姓好一些，但也不过饱腹而已。每餐一个菜，再加一个现在常说的“劳保汤”每天的伙食标准，也不到五角钱。每月定量是45斤大米，外加3斤猪肉，1斤半食油的配额，你说能好到哪里？我们在外单独执勤的小分队，更是便饭便菜了。那年月，西方**封锁，**逼债，国家灾荒，大家都勒紧裤腰带，谁敢奢望好吃好喝？我们这一批新兵到来之前，老兵们还曾经一日两餐，过了一段日子，为的是省下一点粮食支援灾区人民。不要说别人不相信，若不是听老兵亲口讲述，我们也不会相信。这些日夜奔波在海防前线的战士，竟然没有早饭！

这样的营养摄入，这样的体能付出，这样的睡眠状况和精神负担，哪一样不透支着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哪一样不考验着甚至挑战着每一个人的负荷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