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文友相传蜚声九州四海

《醉翁亭记》成稿后，欧阳修第一时间，告知最要好的文友梅尧臣。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北宋著名现实主义诗人。宣城（今属安徽）人，宣城古称宛陵。初试不第，以荫补河南主簿。50岁后，于皇祐三年（1051）始得宋仁宗召试，赐同进士出身，为太常博士。

皇冠体育投注：历史上出现不少友谊的佳话，比如俞伯牙和钟子期的知音之交，管仲和鲍叔牙的管鲍之交，陈重和雷义的胶漆之交，孔融和祢衡的忘年之交等等，彼此都是情深义重，让人感动。不过不管什么样的友谊，要想上升到最高层次，都离不开两个字，那就是“懂得”。

欧阳修和梅尧臣的友谊，似乎不那么引人关注。因为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的交往的话，那就是“平淡之交”，君子之交淡如水，没有什么传奇的故事性可言。而正如他们的文章一样，“平淡而山高水深”，恰恰因为这“平淡”，反而更显隽永和可贵。

欧阳修的交游圈子很广，王公巨卿、贩夫走卒、僧徒道众，都在他的朋友之列，他还喜欢给身边人介绍朋友，比如就给苏轼介绍了惠勤、惠思两位高僧。其中关系最要好、最让他牵挂的朋友，那就莫非梅尧臣。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他的好友梅尧臣是一生挚友。正直耿介、才华横溢，被称为宋诗“开山鼻祖”。

梅尧臣比欧阳修年长五岁，而且早有诗名，欧阳修非常敬重。两人相识于洛阳，那时候他们都是刚步入官场的普通官员。两人都有诗回忆相遇情景。欧阳修：“三月入洛阳，春深花未残”，“逢君饮水畔，一见已开颜”；梅尧臣：“春风午桥上，始迎欧阳公”。两人可谓一见如故。

梅尧臣很早就有诗名，又比欧阳修大几岁，欧阳修对他很尊重，称赞他：“圣俞翘楚才，乃是东南秀”。他们以及身边的一群青年同事经常一起结伴游山玩水，共同游览了香山、嵩山、龙门等洛中名胜，每到一地都互相唱和，留下了不少诗文佳作。比如两人都写下了游嵩山组诗12首。梅尧臣精于诗歌，因而对于欧阳修诗歌中的“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都能够一一指正，帮助他提高不少。

洛阳的这帮青年才俊情谊深厚，结成了所谓的洛中“七友”和“八老”，其中梅尧臣号“俊老”，尹洙号“辨老”，只有欧阳修对别人奉送给他的称号“逸老”不大满意，自称“达老”，因为他认为“放逸”不符合儒家之道，称之为“达观”倒是可以接受。他在和梅尧臣的书信中反复讨论此事，也可以看作一件文人趣谈。

在很多场合，他们都会向其他人推荐、夸赞对方，这种夸赞发自肺腑，也成全了对方的名声。后来梅尧臣调任河阳，只能在出差的时候偶尔来洛阳。在为梅尧臣饯行时，欧阳修写下了送别的序文，称赞他“志高而行洁，气秀而色和”，一定不会混同于庸众当中，而梅尧臣后来也有文章记述此事。即使两地相隔不远，他们也经常有怀念对方的诗歌。

可惜梅尧臣虽然以诗歌名世，被称为宋诗的开山祖师，但却一辈子仕途坎坷，沉沦于下僚，甚至生活都一度陷入贫困当中。他的人生际遇比起欧阳修来说要差远了。因此欧阳修经常替他抱不平，认为以他这么好的学问和才华，理应被朝廷重用，写下大雅之音来歌颂朝廷功德的，如今却只能寄情于草木虫鱼，发出羁愁感叹之言，实在是可惜。

欧阳修懂得梅尧臣的价值，但朝廷不懂，而梅尧臣也不屑于奔走于权贵之门，因而一辈子郁郁不得志。但正所谓“诗穷而后工”，穷困坎坷的遭遇，反而成就了他对诗歌艺术性的追求，成为了一个更加纯粹的诗人。“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身后名声再大，也慰藉不了生前的本人。

不过好在他还有欧阳修这样一个知音。能够见证文人之间深厚友情，当然是文字。欧阳修的《文忠集》中，写给梅尧臣的诗有67首，祭吊诗2首，书信46通，送行文1篇，祭文1篇，像赞1篇。在梅尧臣因病去世后，欧阳修还亲自为他撰写了墓志铭，编定诗集，并作诗集序和后跋。梅尧臣的父亲梅让、叔父梅询和妻子谢氏去世后，也都是欧阳修撰写的墓志铭。梅尧臣的《宛陵集》里，与欧阳修的寄和之作更是多达139首，可惜的是，《宛陵集》里并没有保存梅尧臣写给欧阳修的书信，如果保存下来，想必也是十分可观的。

欧阳修和梅尧臣之间，算得是相知相惜、莫逆于心。他们有对诗歌、文章旨趣的共同主张，有对儒学之道根植于内心的共同信仰，这些奠定他们交往的基础。虽然聚少离多，却经常书信往还，精神上的交流，比之于现实轨迹的重叠，对于人生来说显然更有意义。

对于对方拜托的事儿，他们都义不容辞去完成，遇到好物件，也会赠予对方，相互分享，这些都是人情之常，但也正是友情的动人之处。他们的识人眼光还特别一致，比如欧阳修在主考礼部时，推荐梅尧臣做了副考官。他俩都特别欣赏苏轼，都愿意选拔那些文风畅达的考生。

欧阳修和梅尧臣交往，精神世界一个层次的知己，相互之间的交往只关乎性情、志趣，不涉及利益、荣辱，不论境遇如何，都不曾中断联系，并将这种平淡如水的交情保持一辈子。

梅尧臣接到欧阳修《醉翁亭记》的文稿，看后心情异常激动，不禁为滁州山水的向往，更为文友优美文笔，淋漓尽致绘声绘色的表述，增添无限遐想。至于梅尧臣是否来过滁州，没有文字记载。但他对滁州的山水向往，想象的幽美景致，写了不少抒情诗。大概也是文人的一种特质，即使没有到过原地，依据文字的表述，丰富的想象力，也能进行二次创作。

梅尧臣不仅写出《寄题滁州丰乐亭》、《寄题滁州醉翁亭》，这样五言律诗。还写出《寄滁州欧阳永叔》的和畅诗。

“昔读韦公集，固多滁州词。

烂熳写风土，下上穷幽奇。

君今得此郡，名与前人驰。

君才比江海，浩浩观无涯。

下笔犹高帆，十幅美满吹……”

他们在长达三十年的交往中,互帮互助,不离不弃,聚则乐而游,别则思而梦,其情可歌可泣。他们之间的诗文酬赠,正是他们交游情况的记录。

作为得意门生和挚友的苏轼，自然不会不告知。两人的情义深厚，亦师亦友。

苏轼景祐四年（1037-1101）苏轼，字东坡。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嘉佑二年（1057），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

苏轼21岁（1056），参加礼部考试，主考官正是欧阳修。嘉祐二年（1057年），礼部侍郎欧阳修担任主考官如期举行。其中四场考试中的第二场论《刑赏忠厚之至论》，让苏东坡脱颖而出。最先在众多考卷中，欧阳修发现苏东坡文章过人之处。于是推荐给阅卷官梅尧臣。

梅尧臣和欧阳修高度赞赏的是此文一改艰涩诡异的萎靡之风，平实、通畅而明晓，疑惑文章“皋陶曰杀之三”不知出于何典故。欧阳修毫不犹豫地批了“取”字，但如何判定名次，却让他犯了难，这样好的文章，天底下恐怕只有自己的学生曾巩才能写得出来，但自己当主考官，若取自己的弟子为第一名，岂不是授人以柄。遂将此卷判为第二名。

苏东坡手持门生帖拜谢恩师，欧阳修没有解释他本该取第一的缘由，倒是急不可待地问起了考卷中关于皋陶的典故，没想到苏东坡的回答却是“想当然”。他说，“曹操灭袁绍后，将袁熙之妻赐给曹丕，孔融于一旁嘲讽道，‘当年武王伐纣，将妲己许与周公’。曹操大吃一惊，问从何处所见此典。孔融答之，‘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皋陶这事儿，以此推之。”

欧阳修听到苏东坡答非所问，非但没有半点责难，反而大加赞赏：“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欧阳修给梅尧臣的书信中坦言：“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书信内容一经流出，苏轼更是声名鹊起，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他后来在文坛盟主的地位。作为一代文宗，德高年劭，最是爱惜羽毛之际，欧阳修却毫无嫉贤妒能之心，以宽广的胸怀，给后来人留出一片天地。值得一提的是，嘉祐二年欧阳修作为礼部贡举事那次主持科考，所取之士可以说网罗北宋中后期政界、思想界、文学界的诸多杰出人物，如苏轼、苏辙、曾巩，唐宋八大家占了三席；还有程颐、张载等理学名士，吕惠卿、曾布、王韶、吕大钧等更是北宋后期新党旧党之争的重量级人物。欧阳修一生中，还举荐过王安石、包拯、胡瑷、吕公著等。

欧阳修逢人便说：“苏轼的文章将独步天下！”一次与儿子谈话时，他颇动真情地说：“三十年后，没有人会记得我，就因为有苏轼这个人。”欧阳修表达的情感，完全是发现人才的激动和开心，并未有半点妒忌，且有“文坛终于有人接我班”的欣慰。

欧阳修的强力推荐，苏轼在文坛上迅速崛起，苏东坡受教欧阳修十六年，政治上共进退，学识上共切磋，生活上共互助，精神上共慰藉。

“文人相重”欧阳修与苏轼可称典范。闲谈探讨各种问题。免不了产生分歧，出现令常人尴尬。欧阳修著述史书《五代史记》，褒奖忠义，斥责邪佞，被公认为极具思想价值之力作。欧阳修充溢正气的史书，苏轼却以挑剔的眼光在思考着。按照正统观点，身为后周的一位将军，赵匡胤竟然黄袍加身，取周而代之，他就是一位逆臣；而韩通作为赵匡胤的同僚，他为保卫后周而死，因而是忠臣。可是欧阳修竟没有给这位忠臣写传——而未给韩通作传，就等于默许了赵匡胤的篡权行为。欧阳修在写五代史时，当然并非偶然忽略了韩通，而是怕触犯了赵宋政权的忌讳。欧阳修这种回避态度，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本来是可以原谅的；但在苏轼看来，欧阳修回避了为韩通这样的忠臣作传，是个大遗憾。他追求真理的彻底性，震动了欧阳修，使他从内心深处感到一种痛苦与无奈。他的默然不做声，其实是对真理的敬畏，对诤友苏轼无言的敬意。

欧阳修如此看重苏东坡的才华，苏东坡心目中的“醉翁”：“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给与高贵评价。

苏轼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

欧、苏年龄相差三十岁,结为忘年交，两代文宗相继完成了北宋诗**新，联手创造了北宋文学的辉煌。历史上“欧苏”并称，也是“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

庆历八年(1048年)，欧阳修由滁州转知扬州，修建了平山堂，名噪天下。苏轼先后十次经过扬州，其中第三次路过扬州时，知州鲜于优在平山堂设宴款待，苏轼触景生情，文思泉涌，挥笔写下了缅怀恩师的《西江月·平山堂》：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

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

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可见师生情谊之深。

双亭的建立。配上两篇亭记。琅琊山一时名声大噪。如果说东晋元帝驻荜摩陀岭，赐名琅琊山。唐代大历六年（771年）滁州刺史李幼卿与山僧法琛和尚见此山风景优美，意图建造一座寺庙。恰巧唐太宗李豫夜梦一片山林深处，有一座寺院小巧精致剔透玲珑。李幼卿把绘制好的寺院建设图呈给皇上，李豫看后非常高兴，说是与梦中所见非常相似，故然下昭开建，并赐名“宝应寺”。史**载:"自唐大历中李幼卿为刺史，搜奇探胜，于深山处建开化禅院，是为有寺之始;又于山罅中疏泉凿石池曰:庶子泉。李阳冰篆铭。又有吴道子画观音及须菩提像。寺前后复有明月池、观音泉、琅琊溪;山巅有日观亭，寺后有雪鸿洞、归元洞诸胜迹，皆于此者相辉映。宋仁宗时，且在山中建御书阁，藏四朝御书，以艺祖立功发迹之所故也。……环寺多摩崖书，皆名人游者所题，自宋皇佑、淳熙、乾道以来有之。"

如今山中又配置双亭锦上添花，特别欧阳修的“两记”，一时洛阳纸贵。疯传相告，蜚声九州。文人墨客走卒贩夫，游客蜂拥。沉寂的琅琊山一时热闹纷繁。智仙和尚殷勤说：“欧公大富大贵，来到滁州小城，给一隅偏邑响名九州。”欧阳修笑道：“贬谪罪臣，发配荒蛮苦地。是滁州的山水为我排忧解困，换发第二春。”智仙笑道：“谢慎谢判官，常与老衲絮叨。真担心欧公带着情绪上任，当天和尚撞天钟得过且过。如若那样，滁州的百姓雪上加霜。”欧阳修笑道：“我是那样的人吗？公是公私是私，个人的情绪怎能影响公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兢兢业业是我的本职。”智仙道：“欧公知滁不到一年，强力推进，井然有序，有目共睹。”欧阳修笑道：“古道路旁增设醉翁亭，以后琅琊寺不会少来。”智仙笑道：“不瞒欧公老衲正有此意，一来方便办公，有个避风遮雨的地方。二来也能换换脑筋，老衲陪欧公对弈几盘。”

随口问道，西山匪盗死灰复燃，清剿没有？欧公笑道：“产生误会，谢慎听风就雨，听信谗言。”

胡团练带领团丁，开进西山，围困清剿，不到一个月，匪徒清净，活捉匪首皇浦飞侠。可惜他的儿子漏网之鱼。皇浦小侠利用重金贿赂胡团练，要求放出匪首。胡团练没允，开刀问斩。皇浦小侠勾结外地的匪盗，里应外合骚扰百姓。扬言胡团练**，有意放走残余。政敌有机可乘，一纸密名信上报到谢判官的手里。私通盗匪，罪责死刑。何况又是幕僚，谢慎不敢怠慢，速报州守。欧阳修官宦老到，岂能相信一纸密名信。吩咐心腹暗中调查，真像大白，还给胡团练一个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