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稿14第二章黄河之水天上来07-2

古希腊受地理限制而不得不走商业文明的道路，虽然其自身出产好年景估计也仅能勉强糊口，由于进可攻退可守，使得投机主义模式形成了之后殖民文化先驱。

中东（中亚）地区更加恶劣的地理环境不仅无法大规模农耕，大规模游牧也受到大自然严苛地限制，相对于欧洲部分，更加依赖商业。因此稳定通畅的商路是中东（中亚）族群生存发展的重大利益所在。中东（中亚）地区作为连接欧洲、北非、印度、皇冠体育投注：的关键地域呈现出矛盾的现实局面。一面是此地的核心利益是稳定的商路局面；二是战略地位非常关键，商路通天下，财富在此间流通，而因此各个势力不断窥视染指其中，导致该地区各个势力在此不断斗争，呈现此消彼长的局面。这个局面延续至今。而北非的尼罗河由于进入农耕阶段，且有地中海天堑极大程度隔绝了欧洲、中东的殖民者南下，诞生了古埃及文明。但农耕文明的弱侵略扩张性，以及古埃及不发达的农耕技术限制了其在环地中海区域扩张能力。

我们看环地中海文明圈主要地区，一个殖民倾向的商业文明，一个处于百战之地商业通路上的商业文明，一个地理阻挡有效扩张的弱技术能力农耕文明。很明显的结果，他们无法形成华夏文明广大的核心地区，广泛分布的高技术农耕族群共存的相对稳定结构。更因为环地中海文明圈内生了一个殖民文化，自有了一个人类核心大陆（欧亚大陆）关键商路，几个主要地区之间的博弈异常激烈，这使得整个环地中海地区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一个长久和平的局面，或者说，因为博弈激烈，为了实现博弈的胜利，任何领域都不得不加入本地区必然的斗争之中。这就包括文化领域。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地区的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罗马等文明早已消失不见了，本地各处的多神教相互竞争的结果是一神教文明诞生并崛起，最终毁灭掉所有本地多神教文化传统。甚至引发不同一神教之间以文化（宗教信仰）为名的惨烈斗争。因此环地中海无法形成华夏地区多族相对较长能和平共处的局面。和而不同对华夏文明早期（孕育期）是被现实规范的结果，而对于地中海文明圈而言，多族群（多元文明）和合共存就是现实实证的不可能。

而印度文明，如果说在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次大陆之前，其文明的未来或许还有很多可能性，但自从雅利安人成功入侵后，并创制了婆罗门－种姓制文明结构后。印度文明就走向了一个必然的路径。

由于印度地区在文明早期，其本土族群就被外来族群彻底击败，其文明的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不再是内部族群间的融合问题，而是新来者与旧在者争夺政治主导权的漫长的斗争。本土族群过早被战胜，使得本土各个部落在大部分时间无法内生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统一体来有效抵御外来者入侵（佛教早期兴盛时期或有希望，但是随即在新一轮外族入侵中彻底失败），雅利安人构建的这个文明结构如此适应外来者的统治，这就导致了更加大量的外来者进入印度，并成功成为新来者。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此政治的大一统，在印度文明的大部分历史中，是既无必要也无可能。由于入侵者众多，婆罗门－种姓制从文化和社会现实双重层面展开外来者对占领区的持久控制，可以说印度文明（雅利安进入后），政治利益与文化建立是控制者的两手。文化靠入侵者暴力创建，并用来维护暴力入侵。

我们看到早期两大主要文明诞生地区（印度、环地中海）都无法产生华夏文明早期不同农耕部落（联盟）之间长期和合共存的客观环境。因此文化长期和平交流与政治利益短期非和平斗争的并行双轨制，成为华夏文明核心地区特殊性常态，更因此引发了华夏文明独特价值观朝向选择结果。以及以此发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和实践结果。

文化交流并融合采取更多和平手段，使得华夏文明不同起源地主动选择了同类型文化（城市、建筑、玉文化，龙文化等，只要被大家公认是先进的，就会被各地积极学习吸纳）。文化的认同（融合）先于政治、族群的合并，政治博弈极少以文化差异为由。是华夏文明早期最特殊的形态。这成为华夏文明最终成型后文明核心形态的源头——华夏多元文化和合共存的起源。

（3）、双轨制所反映的可能历史现实及造成的结果。

文化交流的和合说明合作占据了实践的更多优先选项，农耕生产所产生的利益成为主导性利益来源。不同族群间的斗争基于更为纯粹的利益矛盾。比如炎黄斗争就是文明类同性就很高族群之间的斗争，炎黄融合后作为地区最强大的族群，其与四夷部落文化差异就更大。我们看到不同部落联盟存在不同程度的文化类同性与文化差异性。文化类同性无法避免其斗争，文化差异性也不是斗争的理由。以此合理的解释，各部落联盟之间有过漫长紧密的文化交流时期。一些部落靠先进技术能力快速发展自身的文化方式，会被其他起源地族群崇尚并学习。互相学习彼此先进文化，这尤其在进入半定居的早期农耕部落之间大概率发生。

在华夏大地上，有效进入大规模的农耕生产，形成一系列的现实结果：1水利技术大规模应用，2、大规模定居3农耕技术进步对劳动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水利施工、大规模城建、追求农耕技术进步，会产生巨大的农耕劳动成果，这个成果会将族群更多的关注放在自身能力的建设问题上（生产，建设）。另外族群半定居性减少远距离移动概率，自然减少与其他族群的利益**概率，更为重要的是，农耕族群对这些领域的关注，让组织能力技术能力的大幅提升造成的巨大劳动成果提升，这又反过来刺激对相关能力提升的更多关注。

因此这类进入早期发达农耕族群，在减少与其他族群的**概率的情况下，对其他族群推行的有效先进技术、先进组织能力会自然产生更大的关注。

这应该就是华夏早期各族群文化交流倾向于和平的内在动因（或者说，这是互相促进的结果：加大文化交流，相互汲取更高水平的技术生产能力、组织方法，能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等物质财富。巨大财富吸引华夏先民对有利农耕的有关问题的更加关注。关注的扩大形成对农耕生产方式的依赖性的扩大，这又促使农耕民族需要更为稳定的内外关系来保证春种秋收这种长周期的稳定生产生活环境。而这种稳定和平的内外环境又能更好促进各族群之间更好的技术文化交流）。一些农耕族群之间漫长的交流学习历史，最终在一些族群之间形成了具体文化领域的类同化，在一些更紧密交流的族群之间，这个类同化逐渐上升到政治体制甚至意识形态的类同化。农耕能力的高度发展，让族群内部分工加快，更多物资生产出来，当超过本族群必需消耗时，使得不同族群之间交换需求增加。这又促进了文化和平交流的加速。

这个正向循环历史过程应该极其漫长，因为人类应对自然的能力毕竟有限，且不时偶发的族群冲突和天灾会给原始社会以巨大打击，幸幸苦苦几十、甚至几百年，就一夜回到解放前，然后从头再来应该不会罕见。历史一定经过相当复杂的螺旋式上升发展经历。但是也因为这段历史的漫长，其一个结果就是呈现出不同地区类同的重要文化现象。这就才能解释不同起源地类同的礼器，相同的玉文化、龙文化等等现象，这些文化现象的出现，显示一些意识形态理念已经成型，并被相关不同族群崇尚并指导其实践。

随着华夏先民能力的不断提升，劳动成果日益扩大，族群随之扩大，这就导致即便农耕族群也要开始拓展领地，于是不同族群之间**必然不断扩大，农耕族群之间，农耕与游牧为主的族群之间利益**必然日益增大，于是部落联盟与部落间基于利益的持续斗争并存。因为斗争程度的日益扩大，部落联盟逐步代替部落，成为政治主体。

这个漫长的文化交流历史阶段，形成了华夏文明之后强烈专注自身（劳动、建设）能力的特殊习性。更对不同族群之间的共存合作有着坚定的认识。

到大禹之前的大洪水时期，人类整体遭遇到一次漫长的可使人类整体种群灭绝程度的大危机。

正如世界各地早期大洪水传说显示的普遍现象，绝大部分人类族群对此无能为力，纷纷选择躲避逃亡。

历史重任与历史机遇最终落在华夏大地上，当时人类生产力最高的这群人——我们华夏先祖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