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稿11黄河之水天上来04

（3）、华、夏族政治（族群）融合期（距今5000~4500年），华、夏文化与其他主要文化之间的关系演化：

华、夏族融合

华、夏两族从距今5000左右开始，进入政治融合阶段，并在距今4500年左右产生了最终结果，炎黄之战，华夏族完成最终政治融合。两族的融合，是生产力先进的华族，与政治理念及制度先进的夏人的强强联手，导致华夏族实力1+1大于2。实力的大幅增加，对周边族群的压力和影响可想而知，这可以从直接接壤华夏族地域的黄河下游的东夷族和长江中游南蛮族文化变迁看到。

华、夏族与南蛮族

长江中游南蛮族在距今4600～4000年进入石家河文化阶段。面对华夏族的融合，南蛮一族通过与北方的文化交流，很明确感受到带给自己的压力，迫使其文化不断向前演化。

?

华、夏族与东夷族

在前一个千年大交流期时代，世居山东，展现出“顽固”的文化自信心及独立性的东夷族（“从地图上看，以关中豫西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同以大凌河流域为中心的红山文化，两者间距离要比关中同山东半岛之间的距离远好多，但从仰韶文化“玫瑰花”的传布、影响看，前者比后者显著很多，结果也不一样。前者是融合在红山文化中，成为当地文化因素之一；后者则不然，仅是“外来品”而已，并没有落地生根。所以，仰韶与红山可以比作兄弟，而仰韶与大汶口仅是近邻而已。【27】“?），没能在华夏两族融合这段最后的时间窗口（距今5000~4500年）进行有效自我变革。待华夏族完成融合，实力骤增后，居于华夏族卧榻之侧的东夷族，不得不直面强大政治能力夏人领导下的华夏族带来的巨大的压力，以及华夏族融合实力壮大形成外溢效应带来的必然的两族利益矛盾甚至冲突。

东夷族与刚成立的华夏族的矛盾于是一触即发。演化为激烈的军事博弈。具备极强文化自信且军事力量强大的东夷族，在其最强一族蚩尤带领下与炎黄族爆发持续战争。炎黄族集原有两族之力，最终堪堪击败东夷联军。

随后作为领导者的夏人（黄帝），采取了激烈的手段处理了战后事宜，直接诛杀东夷联军蚩尤族头脑，流放其部族，并派出一部夏人进入山东东夷族领地驻守。于是，山东东夷故地，由原本东夷族文化主导，变成华夏族派部监控下的“特区”文化，这就是大汶口文化向山东龙山文化的转折。

华、夏族与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起源于千年大交流期，是千年文化大交流的重大成果之一。他从中原华族，以及长江中游南蛮族那里得到先进农耕文化，以及北方文化龙、玉文化为代表的先进政治（含宗教）理念和制度。在长江下游诞生出璀璨的良渚文化。它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玉文化及强大的宗教巫觋文化，显示出在政治理念和体制上更进一步的发展；它发展出超大规模水利设施，及巨大的聚居城市，显示出超强的农耕定居生产能力，直接大幅超越了仰韶时期的华族农耕能力。【浙江杭州发现的反山遗址，发掘出巨大规模的良渚古城遗址（碳14测定城墙距今4300—4500年），以及在城址周边发现巨大的水利系统（水坝建设时期距今4700—5100年）。这个水利系统由11条人工坝体和天然山体、溢洪道构成。大致估算，这个水利系统形成面积约13平方公里的水库，库容量超过6000万立方米。根据考古专家们计算，仅人工堤坝的总土方量即有260万方】

由于良渚的主要地域与华夏族核心领地（中原）没有接壤，没有面对华夏族融合时期带给周边的直面压力。

良渚文化直接面对的是北面保持独立状态的东夷族，以及西面与自己有相当亲缘和文化关系的长江中游南蛮族文化，这导致它避免了东夷族与华夏族直接利益博弈的类似麻烦，而能专心致志发展自己。?

而对华夏族而言，在距今5000~4500年之间两族忙着政治（族群）融合，而距今4500~4000之间（即黄帝到大禹这段时期），两族不仅要巩固华夏族融合成果，还要一边监督防止“顽固”坚持自我的东夷各族叛乱，一边不断推进东夷族与华夏族的融合，以此缓慢消化“吞并”山东东夷领地的成果。

虽然此时华夏族半实控下的东夷族故地与良渚文化接壤，但是华夏族此时，以同化东夷为更重要的政治战略目标，因此与良渚文化没有重大利益冲突，华夏族就更多是站在文化交流的角度与良渚文化进行了大量交流（整个良渚文化时期，前期各地文化汇集向良渚，良渚发展巅峰期后，良渚文化开始大规模反哺其他各地文化），于是我们看到大量考古证据，良渚文化从其他文化学习并反超的先进部分开始反哺华夏（尤其是通过东夷领地进入中原），比如青出于蓝的玉文化，比如以良渚玉璧、玉琮、玉钺为核心形成的礼器及所反映出的礼制，以及其所蕴含的理念【玉器源于北方文化，在良渚文化这里发扬光大，并从红山玉文化的玉璧、玉镯、以及各地象征首领权力的石钺，发展出以玉璧、玉琮、玉钺为核心礼器的礼制制度，这里已经显现出非常完整的天地人三才概念，玉璧形圆，象征天，玉琮由良渚人根据镯子形状改造为外方内圆之物，象征地，并有沟通天地之能。玉钺代表王权，象征人。我们可以判断，尽管并不一定是从良渚文化这里起源，但是经良渚之手，华夏文明后世天地人三位的观念，以非常制式化的宗教（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方式固化，并回哺给当时的华夏族】。良渚出土的神徽为代表的巫觋文化，

???????

???图省略??????????????刻在象征王权的玉钺上的良渚神徽

【这是之后饕餮纹、兽面纹的原出处，良渚遗址曾出土很多刻有神徽的玉礼器（玉钺、玉琮等），这种人兽结合的神徽，刻在祭祀用的玉礼器上，已经显示出人已经能出现在与天地沟通的神圣场景中。这里反应，在祭神、祭天的宗教活动中，人已经介入到神的领域。这里显示良渚的部族首领，同时关注（掌握）王权或神权。考虑到之前考古证据显示，在良渚之前，神权和王权的分离是一种普遍形态，比如北方红山文化，在辽西发掘出的延续两三千年的东山嘴祭坛，在其所在地域“从喀左到凌源，横跨几十公里范围内，除掉这类特征鲜明的遗迹之外，极少同一时期一般聚落或墓地【28】”?。所反映出大型宗教仪式远离聚居地，这意味着世俗权力的部落首领不可能长期脱离部族去祭祀。而到了良渚文化这里，宗教活动场所靠近大型聚居地，同时出土的若干高等级墓葬，出现代表最高神权的祭祀礼器与代表王权的玉钺共存一穴，表明当时良渚政治制度已经发展到首领既是王，又是大巫的状态。神权和王权的统一，代表了一种先进于时代的创新理念及体制。他导致了政治权力更加集中。这种集中客观结果就是政治组织能力，行动能力，及行动效率的提升。而这种提升，正是良渚文化，庞大水利工程及聚居地以及先进农耕能力得以实现的根源。这种先进的理念及所体现出理念的礼制，很快就开始向北方传播，并对华夏族之后的政治体制产生巨大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个影响的最大成果，就对强烈拿来主义的黄帝一族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深刻地影响和改造。我们可以从《史记五帝本纪》看，记录得从黄帝开始的五大帝，全部都是巫。良渚的神权、王权合一先进理念，对其他各地族群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对黄帝代表的夏人，很可能促使夏人的宗教、政治制度，从原有的神权、王权分离的传统样式，迅速转向神权、王权合一的新模式转型。而夏人的这种政治体制的转型变革，又使得黄帝一族的政治行动力大幅提高，并迅速赢得了与华族、东夷斗争的胜利。所以良渚神徽所反映出的重大的思想变革、体制变革、社会变革，就成为之后华夏族崇尚的东西，这或许就是饕餮纹在之后历朝都流传，尤其在夏商周盛行的核心原因之一】，以及其反映的出的崭新的先进的政治、宗教理念。这些都是根据考古证据我们能看到的，那么那些不容易考古发掘到的领域，比如先进生产技术、具体的生产生活方式、宗教、文化、政治理念的各个现实细节等也必然流向华夏族。前面我们说到夏人具备独特的拿来主义文化气质，此时在夏人为主要领导下的华夏族对此展开新一轮的文化吸纳及文化的自我改造。

华夏族与良渚文化的这次文化大交流，在那场世界性大洪水来临之前，对华夏文化产生了一个决定性的结果。

此时组成华夏族的三大部分（距今4500年左右）：

华族具备先进农耕文化及丰富的文化交流融合经验（经济生产生活领域）；

夏人具备强大政治理念及能力及自我改造精神（政治、宗教、文化意识形态领域）；

部分融入华夏的东夷族展现出坚定执着的意志品格以及强大的军事能力（军事能力及人的性格特质）；

此时，组成华夏族的三大部分族群，以及他们原有文化带来的深刻文化特质都融合进了华夏族新的文化之中。

而良渚文化先进的政治宗教理念、先进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及农耕能力流入华夏，都以倍增器的形式，强化了此时华夏族三大部的各自特质。

大规模水利设施的制造和利用，不仅仅大幅度提高了华夏族农耕能力，其反映出的大规模组织动员能力。以及大型水利设施建造及大型城市建造，都对该族群的政治动员，生产组织、技术水平、军事动员都产生了更高的要求，而良渚神权王权归一的重大创新，则从政治层面对此进行了有效地促进。

我们可以判断经过良渚文化的反哺，华夏族各重大能力得到全面大幅提升。而这些更先进的技术及生产、组织能力、政治、宗教理念及制度样式（礼制）对华夏族整体实力及能力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提高。

以此，华夏一族基本具备了几乎所有应对大洪水的核心能力。

——————————————————————————————————————

【24】【28】《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皇冠体育投注：》苏秉琦著，赵汀阳、王星选编p103中信出版社2016。11第1版

【25】《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皇冠体育投注：》P109

【26】《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皇冠体育投注：》P117

【27】《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皇冠体育投注：》P155—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