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稿05第一章遂古之初5

西方原子论路径?

在另一方面，依据理的世界为基点发展出的文明。对认识世界的前提（基点，起点）的固化认识，自然演化出原子论、本体论世界观及认识论方法。

流变的世界被认为仅仅是表象（虽然也算是真的，但是对认识而言，是无法对其认识的，也就是说能被抽象固化认识到的‘道理’才是‘真的’），于是从表象中（流变的世界本身）中寻求固化的道理，而且是‘真的’‘道理’，即寻求事物的本质。而且这个事物必然不是指宇宙整体，因为整体的宇宙就是流变的世界，是无法被认识（认识是固化的认识）的。我们能认识的只能是理念中的宇宙。

这个逻辑立即衍生出三个推论：1、本质必然是个体（主观设定的特定范畴的宇宙的局部）的本质2、宇宙是局部的集合（能被认识到的）3、对人的认识而言，宇宙（流变的）作为整体，实存但无法被认识。因此宇宙整体与具备本质的个体而言，在认识上是完全割裂的。

这里个体才具备本质，实质将具备本质的个体独立出来，并放在了最优先的地位（认识逻辑的最先）。虽然这种逻辑承认宇宙（整体的、流变的）是实存的，但是无法被抽象认识，所以最恰当的处理办法是存而不论。但是又因为宇宙整体是实存的，因此无法回避而不时地面对不得不论的境地。

这个纠结随着历史发展在**文明为代表的这类文明中逐渐衍生出两个结果：

选择存而不论的路径：整体与个体的完全性割裂，存而不论的那个实存的本体与人类文明早期普遍的宗教结合，在历史上族群竞争的刺激下，异化构建出彼岸世界完全不许质疑的唯一真神（一神教文明）。对唯一的真神的信仰及不容置疑，使得这种文明的逻辑前提，被立基在一个被人为强定的、不容讨论的绝对真善美的最高本质（上帝）。

随着西方进入大航海时代，基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人文主义及科学（关系论方法与思辨方式的结合）的崛起快速动摇了上帝的（一神教）认识论绝对前提这一地位。西方文明的立基之处发生的根本性动摇，迫使**文明不得不走向了对宇宙的本体不得不论的地步（以图重新构筑新的稳定的认识的基点），于是西方学者不断通过对本体的讨论重建，企图重构认识的绝对真善美理念前提。“物自体（康德）”是如此；“绝对理念（绝对精神。黑格尔）”就是如此；马克思企图对颠倒黑格尔颠倒的目的也是，这里必须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明一神教传统的异端分支，本质上是对西方文明立基处的颠覆（去宗教化及去彼岸世界，企图实现所谓的那个本体，本质上体现为整体与个体不是绝对隔绝的，即在逻辑上只能走向华夏文明立基之处，将流变世界作为逻辑的基础及起点“问题在改变世界”。）；存在主义对形而上学不舍之处（海德格尔）等等。他们大都企图在本体论的框架内（或者自以为是去本体论的），去对本体不得不论的方式，企图重构那个无法讨论的世界真相新的‘理的世界’。

我们看到一神教文明呈现出内在最大问题。就是作为一切认识前提的内在逻辑矛盾性。（原子论范式无法讨论整体，但是整体又是实存的，在去宗教化的情况下又不得不论）。

所以一神教文明基于此，呈现出自身独特的特质：

世界是矛盾的。但一神教文明中的矛盾以所谓对立统一（存而不论但又不得不论，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人与神这类完全对立割裂不可调和的矛盾）样式存在并发展（我们已知华夏文明与印度文明的矛盾观与其不同，后续章节会对此横向比较讨论）。即始终存在的对立性的，不可调和的，即不能实现自洽结果的状态（只能存而不论但又不得不论）

由于一神教文明的立基处是认识结果的理，而认识结果并不能保证正确，起码人类的文明发展历史，我们看到的普遍结果是认识基本都是随着时代及人的能力限制而呈现局限性。作为前提大概率为伪。这种文明为了求真理，求自身发展，必须对此（认识结果、认识前提的认识）进行辩伪、去伪。这就是古希腊思辨传统产生的内在逻辑。但是到**主导古代西方文明时期，认识的绝对前提被武断限定为不可讨论和质疑的上帝，文明的基石之处被不允许辩伪，以此衍生出的大量所谓道理蕴含着大量人为添加的伪真理，而失去了求真（比如古希腊的思辨方式）的有效手段。这是西方中世纪之所以被评价为黑暗落后的根本原因。（以理的世界逻辑展开的原子式认识文明，必须要有强力的自我辩伪、去伪机制。否则文明会进入大规模谎言状态）

?

所以一神教文明在近代完成了第二次改造之后（后文有讨论华夏文明、**文明、印度文明历史上各有的两次大改造），启蒙运动最大的成果是重新拾起古希腊思辨方式，并与华夏整体论文明演化出的特色的世俗主义、人本主义以及河图洛书易经特别的数像结合的论述方法，进行了有效结合（以现实、人间之善证伪善在彼岸）。其结果是根本性动摇了**文明立基之处（上帝）的绝对性，将文明的立基之处从彼岸世界向此岸世界的人身上转移。通过建构西方式人本主义（华夏所谓的人本主义，是建立在整体论前提下的以人为本。人只不过是大千世界的部分之一。人存在于世界并不是凌驾于万物之上。人利用自然并于困难抗争，不过是阴阳生克在人与万物之间的体现。天人合一下的人定胜天，本质就是战胜自我，就是与万物生克互动，寻求最终人与自然自洽存在状态。而西方的人本主义是继承了原子论、本体论传统，认识的前提从存而不论的上帝，被换成了人。但是人没有以往上帝具备的不可置疑的绝对性特征，所以人在这个前提位置只是承袭了上帝在以往逻辑上的至高地位，人成为了能凌驾万物，在现实层面的绝对至上性存在（我思故我在）。这个倾向在原子论逻辑推演下，更演化出：组**（类）的特定群体在逻辑上处于人（类）中的绝对优先地位，组**（类）特定群体的个体在逻辑上处于这个特定的群体中的绝对优先地位。人类的至上性最终演化出个人的至上性。于是人本主义在西方文明的兴起的重大结果之一，就是形成一系列意识形态理念成果：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原罪论下的）——种族主义——个人主义——绝对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对西方文明对之前存而不论的认识前提进行了重要的辩伪、去伪工作。相比中世纪**的黑暗历史，原子论式文明终于在巨大蜕变中走上了符合时代要求的正轨。

所谓正轨，在原子论世界观文明看来，认识的前提虽然无法讨论但不得不论。必须不遗巨细地阐述出整个认识过程，甚至不断返回头对立基处的认识出发进行反复讨论辨别是否为假，努力寻求一个由真理构建起的知识体系。这是以理的世界为前提的文明能得以更好发展的必须状态（否则这类文明将湮灭在自我创建的大比例的谬误中）。

?

这个走上正轨的西方文明呈现出一个事实，带来一个好处：

事实就是丧失上帝这个绝对真善美的前提后，这个逻辑下的认识结果显示出太易也太多出现了假恶丑的东西，以至于不得不进行广泛的思辨、公开展示思辨认识过程，来供验证认识结果的真伪。

好处就是‘思辨’这种需求产生的行为样式的确可以有效辨伪。并且通过详细记录思辨过程，能对‘理’发现确定并广泛认同及传承产生有益的结果。

这个好处与这个问题的共存，就如西方文明的内在矛盾一样，处于一种绝对的对立统一状态（除了在自然科学领域呈现出更正面的自洽结果）。思辨能对西方各个文化的构建前提（理）辩伪，但是却无法‘去伪’（除了自然科学领域）。因为构建出一个伪的道理的原因是客观限制还是无意差错或者是主观故意导致？旁人是无法知道的。而发现了错误，是否要去除、怎么去除，更来自主观价值观倾向选择。

我们看到西方文明自古存在至今的殖民传统，以及伴随殖民模式的奴隶制、种族主义历史。难道他们自己没人认为这是恶的吗？历史上，西方内部就一直有殖**义，奴隶制、种族迫害的激烈批评，但是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今天，殖**义余毒至今仍存，没有得到彻底清算，西方在不断地自我反思批判中，对殖**义罪恶除恶不尽，正是来源其内部很多人的主观不愿意。对西方文明而言，殖民至今还与冒险精神、进取等正面价值观意义有着某种关联性。

如果主观不愿意去伪，就算再多的思辨去辩伪都是无意义的。

?

这个主观不愿意来源两个层面：

原子论式文明逻辑层面：对人类社会而言，原子式方式能确定最小的单位是个人（个体）。相对于群体，个体是最确定的，而群体相对个体是相对不确定的。因此，逻辑偏爱确定性的原子式思维，必定最终偏爱向个体。同时原子式思维看世界，世界是局部的集合。因此在认识逻辑结构上，是个体组成群体，局部组成整体。在这个论述过程，主语（主体）是个体、是局部，因此在逻辑上，个体、局部处于逻辑的优先地位。?如果每个个体、局部都自认为自己优先，直接意味不同的个体之间的利益不可调和，而使得彼此关系呈现为持续的紧张状态。

内在不可调和性矛盾特质延伸到社会层面：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都因为文明的逻辑前提所推演出紧张的状态，与现实的生存苦难，历史上不断的族群竞争历史结合，直接确定并强化了这种紧张状态的“正常合理性”，从古埃及与腓尼基等族群之间不断斗争；古希腊雅典、斯巴达的战争中；到古罗马，帝国与北方蛮族、波斯等族群持续博弈；以及之后与阿拉伯人、突厥人等到不断的相互征战；发展到近现代殖**义全球后欧美内部不断的争霸战争，最终发展到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的全球冷战。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族群间、宗教信仰间的持续血腥争斗，使得族群价值观内外不一致，（对你宣扬的理念即便是伪的，也是对我有益的善）个体的逻辑优先性地位与历史族群间紧张性状态结合。使其文明出现两个重要特点：

1、文明是原子式独立并与其他文明割裂的

2、不同的原子式文明相互处于始终不可调和的紧张状态（这种思维惯性的典型：就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原子式思维前提本来就绝对区隔了我与非我，“自我”被人为过度固化，以至于不同的自我之间的关系因为历史长期的紧张对立被认为天然就该是绝对紧张对立的。因此文明的利众者善概念演化为绝对自我的利己者善。这种文明有着强大的封闭性边界，缺乏开放性，所以只能被动（落后现实）应对历史上的族群融合大趋势，主动融合的手段大都呈现激烈对抗性。主体越强大，意味自我越强大，对其他族群的隔绝对立性越强大（西方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对人类族群不断扩大融合的去边界障碍，先天阻碍终极群体“人类”普世化的善。强化割裂，关注对立，呈现出普遍的内外价值观不一致（俗称双重标准），即便认识到创造出某些所谓的普世价值，也是用双重标准来表现，或者粗暴简化（使原本的多元复杂结构简单化的最简单办法，指消灭其他多元部分）文明样式（普世的‘世’被西方隐含定义为人类仅应该有**文明一种类型），因为其价值观的进化始终晚于其现实族群的融合现实脚步。

为了解释这种强化分裂，关注对抗，崇尚简化其他文明的实践合理性，一神教文明利用宗教把这种实践特性归于人性的性恶论（原罪论）。

而华夏文明这类强调和平合作，关注**自洽，崇尚价值观内外一致性来实现多元文明最终共存合一（自洽），在于其他类型文明交流中将自身文明归于性善论